(63) 其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讨论，并不仅仅发生在抽象—具体的区分问题上。
而评鉴组织选任的多元化，[10]不仅回应了社会各界对内部监督自我评价的批评，而且使评鉴委员会的评鉴更具说服力。受免除检察官职务且丧失公务人员任用资格和撤职惩戒处分的，不得担任律师，其已担任律师的，停止其执行职务。
2．撤职：除撤其现职外，并于一定期间停止任用，其期间为1年以上5年以下。自减俸之日起，一年内不得晋级、升职或调任主管职务。其意义在于：透过常态化的考核，增加了应付评鉴事由的发现几率。[9]免议判决是职务法庭的一种判决形式。达维德说：在法的问题上并无真理可言，每个国家依照各自的传统自定制度与规范是适当的。
3．免除检察官职务，转任检察官以外其他职务。职务法庭的审理，实行言词辩论。第142条对科学研究自由的宪法律保障等等。
其中，保护义务分为狭义、广义两种，狭义的保护义务仅指国家保护公民免受第三方侵害的义务。[60]对法治后发国家的重要意义在于为宪法文本的实施提供解释的媒介，以区分并强化宪法与法律不同位阶的观念及推动宪法的实证效力，使位于或应然位于宪法位阶的制度得以保护。[52]参见前引[37]张翔主编书，第144—183页。其着眼点在于对某一具体制度基于其宪法位阶的保障，但其所包含的宏大思想则在于国家与宪法的关系，并且是在后者能够巩固前者的意义上解释后者。
我国对宪法实施的探索远可以追溯到清末，至今一直在冥想探求宪政民主的问题，也一直在进行法律、社会的重整再造工作。立法、行政和司法都应该从这一价值秩序中获得行为准绳与驱动力。
保护义务之表现形态，乃指立法者有制定规范之任务，行政权负有执行保护性法律之义务，宪法法院以保护义务为标准，审查立法者及行政权之相关作为及不作为，普通法院以保护义务为准则审理案件，并做成裁判。[37]张千帆教授将这种保障模式描述为机制保障。[22]前引⑧，序言第2页。[32] 基本法设计了开放的基本权利体系，将某些制度纳入基本权利范畴。
基本权利体系由三部分构成：其一，《德国基本法》第一部分（第1至19条）所涵摄的基本权利内容，即作为基本法第93条第1项第4句a之前提而存在的基本权，是作为基本法之基础的基本权利。另一种观点由德国Peter Haeberle与Ernst-W?lfgang B?ckenforde两位学者的观点延展而来。同时，每一项内容又都经历了自身的发展。在尊重宪法文本的前提下，宪法解释对推动宪法实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他们认为，新的制度性保障功能不仅适用于每一基本权利，同时也课予立法者积极去形成、保护的义务，不再是消极的‘现状的担保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已有若干判决受到这种新的制度性保障理论的影响（例如BVerfGE 12，205，259。[51]前引[44]，第14—15页。
[45]联邦宪法法院关于吕特案的判决，堪称是确定基本权利客观价值面向的典范性判决。[4]在实践中，宪法并非法律的上位概念，不具实效性，对法律不具拘束力。
如第33条第1至3项、第38条第1项、第101条第1项、第103、104条规定的权利都被理解为基本权。[24]即每一具体的制度都为一种具体的生活秩序，制度蕴涵独立的法的实质。（一）《德国基本法》对于制度性保障理论的吸收 基本法确立了宪法在法秩序中的绝对地位及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如将制度性保障作为组织与程序保障、国家的给付义务、受益权功能的上位概念可能更有利于理论上概念的澄清。它和个人自由的保护紧密相关。尤其在我国，享有立法权的主体极其广泛，行政规章甚至政府的‘红头文件都在实践中发挥着法律规范的作用，司法解释也发挥着重要的补充立法的作用，[65]在此种情况下，如何约束立法主体的立法行为，促成良法的生成，防止恶法亦法，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50]由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衍生而来的国家保障基本权利的组织与程序职责确定，并成为基本权利实现不可或缺之内容。[33]其三，将一些制度界定为基本权利的位阶，或是对某些宪法文本规定做基本权利与法律制度的双重理解。
[19]前引[18]许育典书，第116页。[64]制度性保障的功能正是要求国家立法者积极立法、型塑制度，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司法机关依法受案、裁判以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
[57]Michael Sachs,Verfassungsrecht∥Grundrechte,Berlin u.a.Springer,2000.S.49.ff.转引自前引[42]张翔书，第114页。三、制度性保障理论的现代价值 制度性保障理论的形成以法律可以架空宪法的立法主权主义为背景，卡尔•施米特阐明了《魏玛宪法》基本权利条款不具有宪法实效性的根本原因，阐释了制度性保障理论的宪法学内涵并创建了宪法学说。
[41]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页。制度性保障理论展现了国家宪法学说及宪法实效性的发展为一个渐次的法治进化过程。[68]前引⑦，总序第5页。在基本权利保护面向上，二者的功能似乎渐趋一致，但对二者作为宪法学说的独立性并无本质影响。
该案的原告是一位年轻女性，自1954年4月1日起在一家州立疗养院当护士。《德国基本法》由此诞生。
[63]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20]前引[12]乔治•施瓦布书，第108页。
第三，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理论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到了8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最受瞩目的基本权利客观法内容。[36]同样，这些制度也为国家的社会生活秩序原则，法律不得任意侵犯。
[61]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注释: [1]参见任喜荣：《社会宪法及其制度性保障功能》，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1期。在此，基本权利保护的展开以宪法实施为基础，以国家合宪性的法律秩序与社会秩序的生成与运行为纽带，体现为一种严密的制度设计理念与机制。随着宪法实施的深入，相应的理论跟进、制度设计、观念转变则为应然与必然。
合理地设置司法权力，以实现对立法、行政的有效监督，使司法成为宪法的守护者。无论在法理资格方面还是在程序法方面，它都不拥有特别的优越地位。
从法治发展路径模式划分的角度讲，制度性保障机制与进化论法治发展路径相契合，属于进化论法治发展模式。[9]参见前引⑧，中文本前言第5页。
作为法律制度的保护，财产为这项基本权利而服务。但国家作为一种掌握权力的强大力量，如其建构法律制度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则很容易产生国家以合法的方式侵犯社会个体权利的结果。
